巴蜀地区的佛教发展历经1700余年，在中国禅宗史上，可谓“言禅者不可不知蜀”。巴蜀地区曾经涌现出众多禅宗高僧，他们为禅宗发展以及佛教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中叶临济宗禅师楚山绍琦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一、生平行迹与师承

楚山绍琦（1404-1473），俗姓雷，字楚山，号幻叟、荆璧，唐安（今四川崇州）人。自幼天资聪慧，后因家境骤变，弃学出家。初从玄极通禅师不契，再参普州（今四川安岳县）东林寺无际明悟（1381-1446）禅师。在无际禅师的指导下，绍琦禅师闻板钟而悟禅机。无际禅师为其印证，并传其衣钵。得法后，绍琦禅师“复归东山，潜迹十载”，于天顺元年（1457）返回四川，驻锡成都灵音寺（今石经寺）。为感谢蜀王和众官员的慷慨资助，绍琦禅师将灵音寺更名为天成寺，在此弘扬佛法三十余年。绍琦禅师因此与天成寺结下深厚渊源，最终于寺后栖幻壁坐化。绍琦禅师一生历经明朝七代皇帝，自明成祖朱棣至明宪宗朱见深，被敕封为“荆壁禅师”，为振兴巴蜀佛教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二、“禅净双修”的禅法思想

绍琦禅师的禅学思想深厚广博，其“禅净双修”的主张不仅展现了对佛教内部不同法门的融会贯通，也体现了对佛教修行方法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运用。在参禅方面，绍琦禅师积极融入明代禅教并重、性相一源的时代潮流，将禅宗“即心即佛”的思想与北宋以后流行的念佛法门相结合，形成了既有传统性，又有其独特风格的“参究念佛”法门。

绍琦禅师强调心与佛的不可分割性和内在统一性，认为并不存在独立于心之外的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者，佛之囊廓；佛者，心之发用。未始有二。人之崇尚既纯，心之灵验自著，不假外求而有。盖理非得失，得失在人也。”（明·绍琦：《石 经楚山和尚语录》卷七《无相说》）他主张心与佛紧密相连，当内心达到纯粹状态时，智慧便会自然显现，从而领会佛法真谛。真理的得失取决于内心选择。

正是基于“心佛不二”的理念，绍琦禅师提出禅净合一的本质可归结为“念佛禅”。这种修行方法强调在念佛过程中参悟本心，从而实现“禅净双修”的统一。

绍琦禅师认为，佛因心而存在，心因佛而开显。心与佛名称虽不同，本质却是一样。念佛即是念心，念心即是念佛；若无念，则无用心，也无佛。禅宗和净土宗虽然在修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达到解脱和成佛。究其本质，念佛乃是念自心之佛。绍琦禅师借用“山色溪声，头头显露”的自然意境表达禅悟后的心境，将佛教的“性相平等”与理学的“理事一如”并举，体现出他对道家自然观与儒家理学的包容和吸纳，从而展现出一种全面而和谐的哲学视野。总体而言，绍琦禅师的“念佛禅”既尊重传统，又具有创新性，为修行者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修行路径，也为佛教义理阐释的中国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三、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体系

绍琦禅师生时恰逢中国思想界倡导文化多元融合，他亦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在与儒家、道家的交流过程中，绍琦禅师汲取儒道二家智慧，主张“儒释道融合”。在中国历史中，儒释道融合是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此时，佛教广泛传播，儒家占据主流，道教兴起，儒释道开始相互交流，形成融合趋势。隋唐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了儒释道融合，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为其提供了土壤。宋代理学家通过与佛、道思想的对话，发展了“理一分殊”等观点，强化儒家哲学，为儒释道合一奠定基础。儒释道融合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路径，明代佛教在宋明理学主导下，积极会通儒学，儒释道合一成为僧众的普遍主张。

绍琦禅师的儒释道融合观重在强调“心统儒释道”，认为儒释道尽管外在表现不同，但其本质皆以心性为基础。作为临济宗传人，绍琦禅师紧扣“直指心性”“识心为本”的禅宗宗旨。在《楚山绍琦禅师语录》中，关于“心”的阐释占据了主要篇幅。他指出儒释道虽然在名义和教法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源自同一个根本，即心性：“夫所谓心者，乃真如自性之心，非妄想缘虑之心也。实万法之总府，群灵之幽府。所谓性者，即自心中本具真空之理，虚灵知觉之性也，非气禀情识之性。实二仪之所祖，三教之元宗。心乃性之灵，性即心之理。心、性名殊，其体无异。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明·绍琦： 《楚山和尚住同安投子禅寺语录卷之一》）

文中绍琦禅师区分了“心”与“性”的概念，强调了二者的关系。简单来说，这里提到的“心”并非我们通常所指的会思考、有情感的心，而是指一种超越物质和现象层面的真理，是般若空性的代表——真如自性之心。同样，“性”在此处也不是指个性或性格特质，而是指由空性智慧展现出的妙有之理，又可称为虚灵知觉之性。“心”是“性”的内在原理，“性”是“心”的外在表现形式。从绍琦禅师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有意识地在理学的表述框架中对佛教观点进行整合与辨析。心与性，虽名有二，实则一体，心是性的理性基础，而性则是心的灵动体现。这种心性观念正是儒释道共同遵循的核心原则。绍琦禅师突出了心的根本地位，特别强调心性是“二仪之所祖，三教之元宗”，这种包容性和创造性的弘教传法，展现了绍琦禅师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独到理解和阐释。他不仅坚守了禅宗的根本精神，也有能力融通儒学思想中的深刻意涵，这使他的佛教思想更加适应中国社会，也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绍琦禅师不仅继承了唐代智诜禅师和宋代圆悟克勤禅师的禅学传统，更将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绍琦禅师的思想对后来明末聚云吹万禅系和清初梁平破山禅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巴蜀地区五大禅学流派发展的 重要源流之一。这不仅塑造了四川禅宗的鲜明中国特色，更在明代禅宗整体趋向衰落的大环境下，推动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中兴运动。

绍琦禅师的传法活动不仅限于四川，其足迹还远涉福建、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影响力遍及全国，甚至在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广收门徒，弟子背景多元，从蜀王、乡绅、文人、学者，到普通百姓，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续灯正统》中收录的绍琦禅师200余位弟子中，有16位与巴蜀地区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如古渝济川洪禅师、东普慧灯然禅师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弟子大悲智中禅师，在松藩大悲寺教化边疆，增进民族交流和团结，获明英宗认可，被授“国师”称号，展现了佛教在促进中国多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绍琦禅师及其弟子们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佛教思想，既保持了佛教的核心教义，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庞大禅宗传承体系。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思想层面，特别是“禅净双修”的修行理念和儒释道融合的哲学思 想上。绍琦禅师的这些创新性观点不仅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也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佛教的健康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7级博士生。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化佛教寺院空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CZJ002）